围绕黎智英案的争议，常被简化为“新闻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对立。但若把判断从情绪和立场中抽离，回到法治自身的历史传统，问题其实并不复杂：在任何成熟的政治共同体中，主动勾结外部势力、请求外国对本国实施制裁或敌对行动，从来不是受保护的表达，而是最严重的公共罪行之一。黎智英案的裁决，并非例外，而是这一长期法治底线在当代的具体适用。
古典世界的共识：安全先于言说
在古希腊城邦，“自由言说”从未是脱离共同体安全的抽象权利。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已建立“叛城行为”公共指控机制，只要借言辞、书信或政治活动配合敌对城邦、削弱城邦防御或煽动内乱，便构成重罪，可处没收财产、放逐乃至死刑。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安提丰因暗通斯巴达谋求改变雅典政局被处死；阿尔西比亚德叛投斯巴达与波斯、泄露军事情报，被缺席判处死刑。尽管其最终死于流亡途中，但在雅典的法律与公共记忆中，其身份早已被定格为背叛者。
若说希腊城邦仍带有政治伦理判断的色彩，罗马则将这一底线彻底法律化。共和国时期的刑法实践中，“通敌”“引敌入境”“请求外邦干预罗马事务”被视为最高等级的公共罪行。在公元前63年的喀提林阴谋案中，被告因试图联结内外势力颠覆共和政体，其核心同党经元老院裁断被处死。进入帝国时期，尽管权力结构发生变化，但借助外力干预内政，仍属可被没收财产、流放乃至处死的重罪。正是在这一长期实践中，“人民的安全是最高法律”（Salus populi suprema lex esto）成为一条真实运作的裁判原则：没有公共安全，权利本身即失去依托。
从中世纪到当代：形式演变，底线未变
罗马帝国解体后，欧洲政治形态不断演进，但对外部干预的警惕从未消失。中世纪的道德秩序、文艺复兴时期的国家理性，近代民族国家的成文法和判例，都在反复确认同一底线。
在思想史层面，这一共识同样清晰。马基雅维利强调国家稳定是法律得以实施的前提；博丹将排除外部干预视为主权核心；格劳秀斯明确国家自我保全权先于一切具体权利；霍布斯指出破坏公共安全即动摇法律根基；洛克亦认为政府若无法保障安全，法律便失去执行基础。分歧甚多的思想传统，在此问题上却高度一致：国家安全不是法律的产物，而是法律成立的前提。
这一原则在现当代司法实践中得到直接体现。二战期间，英国公民威廉•乔伊斯因长期为纳粹德国广播宣传、系统性削弱本国战争动员能力，被判叛国并处以极刑。在美国，关于“为恐怖主义提供物质支持”的一系列判例亦确认，即便是表面上的纯粹言论或倡议，只要被认定服务于敌对组织的战略目标，即不受宪法保护，刑罚往往高达数十年监禁。在“霍尔德诉人道主义法律项目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明确指出，宪法第一修正案并不保护“与敌对势力协同运作的表达行为”。当言论成为安全威胁的一部分，其法律性质即发生根本变化。
回到黎智英案
置于这一法治脉络中，黎智英案的裁决并不特殊。案件焦点并非一般政治批评或媒体评论，而在于持续、明确、组织化地请求并配合外国或境外势力，对中国及香港特区实施制裁及其他敌对行动。这正符合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九条关于“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构成要件。从法理结构看，其与古希腊的叛城罪、古罗马的大逆罪，以及普通法国家的相关叛国行为，并无本质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香港法治是“一国两制”框架下普通法传统与中国法治实践与理念的融合，将国家安全视为底线并非西方独有，在中国法治传统中同样源远流长。早在《尚书•五子之歌》中即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说，《管子•权修》亦明确指出“国之所以危者，民散而敌入也”。至汉唐以降，“通敌”“资敌”“引外患入境”始终被视为重罪，历代律令无不严惩。由此可见，将勾结外部势力视为不可逾越的法治底线，并非某一制度的特殊选择，而是一种跨文明、跨法系反复确认的共同判断。
如果国家安全在一些西方国家被视为不可触碰的底线，却在他国情境中刻意模糊界限，被相对化、工具化，那么受损的不只是法律的一致性，更是其所宣称的民主与法治的道德说服力。当法治原则随立场而伸缩，其“价值高地”本身便难以自圆其说。
所以，黎智英案的裁决，不是对自由的否定，而是对一条跨时代法治底线的重申：自由有边界，国家安全不可让渡。这并非“特殊标准”，而是任何严肃对待自身安全与法治的政治共同体都会作出的选择。真正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法律对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严正回应，而是对自身法治传统的选择性遗忘。
（作者：青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