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的叙事之药：如何在AI焦虑中找回自己
农历新年将至，又到一年回顾与展望时。在这个被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经济格局重塑的时代，个体似乎正站在一个矛盾的十字路口：一面是技术替代带来的生存焦虑，一面是物质欲望收敛后精神世界的悄然扩张。
我们如何安顿自身？如何与他人、与世界对话？沟通的起点与重点究竟何在？
李青新作《恐龙灭绝以后：一个精神病人类的自救史》提供了一个极具启发性的答案：沟通始于与自我的和解，经由叙事的重构，最终指向内心的自洽与自由。这本书不仅是一位创作者的精神自救实录，更是一份“叙事疗法”的实践手册，为个体如何应对时代洪流，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沟通的第一层：与自我对话——问题外化与故事重构
传播学理论强调，一切有效沟通的前提是清晰的自我认知与表达。李青在书中实践了叙事疗法的核心——问题外化。通过创造性地自称“带着精神病人类底色的我”，将精神困境视为一个可被观察、对话的客体。这正是叙事疗法奠基人怀特与爱普斯顿的主张“人不是问题，问题才是问题。”
通过“我”与那个被虚构出的、健康的“李青”之间的持续对话，作者完成了对自身生命故事的“重构”。他挖掘并书写自己创办PNSO、跨界广告与艺术的真实经历，这些“例外故事”成为了打破“自我灭绝”叙事的有力证据。
这本质上是一种传播communication行为：将内在的、混乱的自我认知，通过叙事进行编码、组织与外化，从而夺回对自我定义的主导权（叙事权）。在AI挑战人类独特性的今天，这种深耕自我叙事、强化主体性的能力，正变得愈发珍贵。
沟通的第二层：与集体共振——从个人叙事到社会共情
个人的自救故事从未脱离其社会语境。李青提出的“三实小说”理念——事件真实发生、过程忠实记录、内容诚实选择——本质上是将个人经历转化为一种可沟通、可共情的文本。
个体通过诚实叙事压实生存的焦虑的同时，也打开了与更广阔集体情感共鸣的空间。
在家庭、社区、公司、城市乃至国家层面，我们同样面临“故事”的争夺。是接受一个被外部定义的、充满焦虑与无力感的集体叙事，还是主动挖掘和讲述那些体现韧性、互助与创新的“例外故事”？
李青的实践表明，真实的、扎根于行动的叙事，具有连接人与人、凝聚集体共识的强大力量。在经济面临挑战的时期，这种基于真实经历与共同情感的叙事，比任何空洞的口号都更能抚慰人心、凝聚共识。
沟通的第三层：跨文化理解——叙事作为共通的语言
在全球层面，有效的跨文化沟通长期被刻板印象与权力话语所阻碍。叙事疗法深厚的哲学根基——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对此具有直接的批判意义。跨文化冲突，正是源于西方文化叙事被塑造为“真理”并用以压制他者。
李青的“自救史”无意中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启示：健康的跨文化沟通，或许始于对各自文化“故事”的自觉审视与外化，并乐于发现和接纳那些“例外经验”，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只有以更开放、更动态的视角看待自身与他者的互动时，真正的对话与理解才有可能发生。这在全球化遭遇逆流、文明对话更显紧迫的今天，尤为重要。
结语：在“灭绝”之后，长出新的叙事
《恐龙灭绝以后》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恐龙灭绝并非世界的终结，而是为哺乳动物的繁荣腾出了生态位。
当下，旧的经济模式、职业形态、生活方式和国际格局正经历剧变，肉体需求的压缩与精神世界扩张在同步进行。
李青的实验说明，我们可以通过主动的、诚实的叙事，将生存需求“压实”，为生活感受“腾出空间”。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叙事时刻之一，我们通过团圆、回顾与祝福，强化家族与文化的连续感。
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李青的作品提醒我们，或许每个人都应进行一次“年度叙事整理”：外化过去一年的焦虑与挑战，重构那些展现自身韧性与成长的“例外时刻”，从而以更自洽、更自由的叙事者身份，走进新的一年。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最有效的“沟通”或许并非急于向外宣言，而是首先内向耕耘，通过叙事这剂“最好的药物”，找回生命的著作权。
心不死则道不生，欲不灭则道不存。
（本文基于李青《恐龙灭绝以后：一个精神病人类的自救史》及叙事疗法理论撰写，旨在探讨个体与时代的精神对话。书中所提“精神病人类”并非临床诊断，而是对当代精神困境的一种隐喻性描述。）
关于作者：吴勇，中国日报辽宁记者站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