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七个年度的持续主动发掘，位于青岛市黄岛区南部、三面临海的琅琊台遗址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成功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琅琊台遗址由位于主峰的“大台”、东部濒海的“小台”、山南的“窑沟”“台西头”以及东南的战国建筑基址等组成。据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琅琊台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吕凯介绍，七个年度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验证了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修筑“琅邪台”的文献记载。山顶夯土基址面积达45000平方米，体量极为庞大。在基址中心偏西部分，考古队发现了秦代修建的一座高台建筑，其东西两侧分布着房间、回廊、院落门址等建筑遗迹，其中还有非常科学的排水设施。综合这些发现，考古人员基本厘清了秦始皇所修建的琅琊台的建筑形制与布局。
琅琊台遗址出土了夔纹大瓦当和龙纹踏步砖等高等级建筑遗物。吕凯介绍，夔纹瓦当目前在秦始皇陵、栎阳城以及姜女石秦行宫等与秦代皇帝直接相关的建筑中有类似的发现，直径一般在50厘米左右，而琅琊台发现的最大一件直径达到80厘米。“夔纹瓦当是秦代最高级别建筑的标准器，出现在琅琊台，说明这座建筑是秦始皇的国家工程。”吕凯表示，龙纹踏步空心砖同样印证了建筑的等级。
在琅琊台山下部分，考古队同时发掘了一处秦代窑址，这是专门为山上建筑烧造建筑材料所建。此外，还发现了和山上高台建筑配合使用的山下院落，两者之间有道路相通。这表明琅琊台的营建不仅是一座山顶高台，而是一个山上山下相互配套、气魄宏大的建筑群。
吕凯指出，秦朝存在时间较短，山东地区又是秦最后征服的区域，齐国主动投降未经历激烈战争，因此真正从关中地区来的秦人数量较少，秦文化对山东地区的影响相对不明显。琅琊台的发现证实了这是一处秦帝国国家工程，而山下窑址区出土了时代明确、具有秦统治中心风格的遗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琅琊台是首次在山东比较大规模地发现时代明确的秦代遗存的一项考古发现。”吕凯说。
在遗址东部，考古人员还发现了早于秦始皇东巡的遗迹，与齐国对琅琊的管理有关。这意味着整个遗址内存在着战国、秦和西汉的建筑遗存，共同构成了一处长时间延续的高等级建筑群落。“这对于我们认识早期封建王朝的统一历程、文化融合以及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线索。”吕凯说。
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多次为秦代的建筑智慧所震撼。山顶建筑拥有非常完备的排水设施，包括石砌地漏、地下陶管排水管道等。陶管一头粗一头细，一节一节套接而成，管道周围包裹了一层质地坚硬的红色黏土，起到防渗和加固作用。雨水通过天井内的入水口进入地下管道，最终排入明沟。吕凯感叹：“整个排水设施设计得非常完美，该想到的当时人都想到了。”
琅琊台的夯土也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吕凯介绍，这里的夯土每层厚度约八厘米，均匀平整，质地坚硬。“揭露出来之后夯面跟现在的水泥地面几乎一样坚硬平整”。吕凯表示，这说明秦代修建工程不惜人力成本，且具有非常高的管理要求和工艺标准。
琅琊台遗址的发现，对研究秦汉历史、建筑、文化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首先，考古发掘确认琅琊台建筑群是目前我国东部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秦帝国国家工程，实证了秦始皇二十八年“徙黔首三万户”修筑“琅邪台”的文献记载。其次，考古成果填补了秦汉时期关中地区以外高台建筑考古的空白，大量时代明确、具有标准器意义的建筑材料的发现，为秦汉建筑及相关遗址分期与研究提供了精确的参考。
此外，琅琊台遗址是秦皇汉武“东抚东土”的“纪念碑”，是秦汉王朝宣示国家统一的重要标志。吕凯表示，遗址承载着文化融合，来自关中地区的典型秦文化因素与本地齐文化因素相互融合，同时体现了人群融合以及信仰体系层面的融合。“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统一精神的载体，反映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包容性，这是它的重要意义。”
目前，琅琊台遗址出土的重要文物，如夔纹瓦当、陶镂孔砖、陶管道等，已在西海岸新区博物馆展出，初步面向社会公众开放。随着考古成果的活化利用，这处见证了两千多年前帝国气象的宏伟遗址，正逐步走进公众视野，为地方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力。
（中国日报山东记者站 记者：赵瑞雪 实习生：孙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