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水悠悠，鄱湖汤汤；文脉绵长，万年流淌。江西以其实力与魅力，在中华文化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这里，稻作文明悠久，青铜铸就辉煌，瓷器享誉世界，书院传承文脉。从庐陵的儒雅到浔阳的诗意，从临川的才情到豫章的豪迈，每一处都散发着独特的地域魅力。这里，诗画戏曲各领风骚，涌现出陶渊明、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文天祥、朱熹、汤显祖等一批文化名人。同时，李白、王勃、白居易、辛弃疾、王阳明等文坛巨匠书写辉煌篇章。
商代江西，有“虎”一方。今天，江西发布推出“文化中国行·赣鄱风华”第二期，从寻访“青铜虎王”开始，为大家讲述江西青铜文化的前世今生，带你走进这片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探寻那些被岁月雕琢的文化印记，感受赣鄱文化的丰富与厚重。”
商 伏鸟双尾青铜虎
（一）
很长一段时期以来，海内外对中国青铜文化的关注主要局限于中原青铜文化。考古学界认为，商周时期在中原拥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的时候，整个南方地区尚属“荒蛮之地”。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南方各省区考古事业的蓬勃发展，在商王朝中心以外的非中原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商周文化遗址（含矿冶遗存）不断被发现，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江西吴城遗址的发现，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说。
樟树吴城遗址城垣
吴城遗址是长江以南地区第一个发现的年代明确的青铜文化遗址。城址面积达61.3万平方米，城内除了居住区，还有祭祀区、铸铜区等，建有城墙，城外分布有墓葬区。这就从考古学的角度，证实吴城是当时长江以南地区中最早跨入国家门槛的地区，是商代政治地理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中国古代青铜器兼具这两方面的功能，青铜时代诸多的青铜礼器和兵器，是其代表性的器物。作为南方地区青铜文化的代表，吴城城邑，也毫无例外地拥有了自己的青铜器，拥有了冶铸青铜器的技术。吴城青铜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冶铸工艺技术方面别具特色。智慧的吴城先民利用本地区特有的物产资源优势，对中原的冶铸技术进行改进和创新，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青铜铸造工艺。例如，吴城遗址出土了大批冶铸遗物，就是不见有冶炼器皿。专家们根据城内发掘出的一个圆形竖坑资料判断，应该是采用平地挖坑，立起一个小型竖炉的办法熔铜。
在铸造方面，铸型以石范为主，陶范很少，石范绝大部分用于铸造锛、斧、凿、刀、戈等工具和武器。像吴城这样大批发现石范的遗址，目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南亚都非常罕见。
铸造青铜器用的石范
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旧说，并不能代表江西全部的实力。讲完吴城，再接一句，还是在江西，璀璨夺目的青铜文明装饰了一层亮丽的赣鄱风华，接下来，看江西如何打破考古界“青铜不过长江”的旧论。
（二）
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伏鸟双尾青铜虎，将虎的神性和人对虎的崇尚表现到极致，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是江西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这一发现，打破了考古界“青铜不过长江”的旧论，揭开了“江西青铜王国”的神秘面纱。
新干大洋洲商墓与殷墟妇好墓、三星堆祭祀坑并称为商代青铜器三大发现。这是江西，也是江南地区出土商代青铜器数量最多、器种最丰富的一次。该墓出土青铜器包括容器10种48件、乐器2种4件、兵器11种232件、手工工具7种92件和农具11种51件。这些青铜器铸工精细，特色鲜明，是南方商代青铜器的典型代表。因此，大洋洲商墓也被专家们誉为“南方青铜王国”。
大洋洲商墓的出现，一举改写了商周时期被称为蛮夷之地的江西历史，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早在三千多年前，长江以南的江西就有着较为发达的青铜文明，有着一个与中原殷商王朝政权并存发展的青铜王国。“原来以为的文明中心只有一个点，就在中原地区。新干商墓的发现，显示了在中原地区之外，还存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地域性的青铜文化，改变了青铜时代整个文化格局的一种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施劲松如是说。
（三）
江西的青铜文化凭什么这么牛？这就离不开关键的铜矿资源。
依据中国古代青铜文明逻辑和历史的发展演变规律，加上江西地区有丰富的铜、锡矿藏，可以推测鄱阳湖——赣江流域的早期铸铜工艺是在先进的中原青铜文明的影响和刺激下产生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特有的物产资源进行了相应的技术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本地区独有的青铜铸造工艺和技术。
重点就是，江西凭借得天独厚的铜矿资源优势，在中原夏商青铜文明的强烈影响下，青铜制作技术迅速发展并很快达到鼎盛和成熟，从而在商代晚期成为赣鄱地区青铜文明的中心。促进了中华文明的共同进步，并步入早期国家文明殿堂（虎方方国的出现）。它是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中国史前文明走向国家文明阶段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直接体现。
现代地质勘探资料表明，中国大陆的铜、锡、铅矿主要分布在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湖南、湖北以及西南的云南等地，尤其长江中下游是中国蕴藏铜矿最为丰富的地带。江西铜矿地质条件优越，资源非常丰富，产地多、规模大、类型齐全，矿量集中，已探明铜矿储量居全国之首，约占总蕴藏量的三分之一。江西铜矿在赣北储量大而集中，仅在赣东北的丘陵山地就有着6座铜矿，呈马蹄形分布在鄱阳湖的四周。
铜矿矿石——孔雀石
关于长江中游地区产铜、采铜的历史，汉以前文献屡见记载。《诗经》中的“南金”、《史记》提到的“江南之金锡”，指的就是长江流域产铜、采铜的历史。此外，长江为古代文化交流的黄金水道，交通运输便利。江西铜矿区大都为临江的丘陵地带，雨量充沛，生长着茂密的森林，为采矿和冶炼提供了充足的木材和燃料。总之，3000多年前的江西有着丰富的铜矿资源和茂密的森林、便利的水路交通，这是形成产铜、采铜基地的重要前提。因此，江西瑞昌铜岭便应运而生了。
1988年，铜岭村民在修筑公路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与古矿井相关的支护工具和采矿工具，一个埋藏数千年的铜矿宝藏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铜岭古铜矿遗址以采矿区和冶炼区两部分为主，分布面积达27万余平方米。采矿区内埋藏着丰富的遗迹与遗物，以商代早中期、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早期、宋代三个时期遗存为主。考古发掘揭露各时期井巷、采坑、工棚与选矿场等遗迹现象130余处，发掘与征集获得各种木质、铜质与陶质生产工具与生活用具近500件。
铜岭铜矿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是迄今中国境内发现的一处时代最早、最重要的铜矿采冶遗址，发掘出丰富的采铜、炼铜遗存，其采冶时代从商早期延至战国早期。考古揭示的遗迹有露采坑、矿井、巷道、选矿场、工棚等百余处。其采掘技术领先世界。长江南岸的铜料正是通过江汉平原进入南阳盆地而达中原，这是中原王朝控制的一条南铜北输的生命线，这条生命线与中原青铜文明的兴盛紧密相关。
凭借丰富且便于开采的铜矿资源、先进的生产技术、优越的水运条件等，铜岭铜矿开采迅速达到一个繁盛期，在商代早中期（以商代中期为主），成为中原王朝铜料来源的主要矿山之一。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早期，随着楚人控制铜岭铜矿，更为先进的开采、冶炼技术以及更大的需求也随之而来，铜岭铜矿迎来又一个开采高峰。战国早期，随着铜矿资源的枯竭，铜岭铜矿废弃。五代至北宋时期，可能在此短暂开采过铁矿。
江西大量早期铜件、铜矿、铸铜作坊的发现表明，上古时期（3000多年前）江西已经具备了完整的采矿、冶炼、铸造青铜的工业体系。
那么，江西生产的青铜器，其形制和艺术表现手法等有何特色和亮点？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中原青铜文化的关系如何？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
（四）
吉金在古代中国指的是青铜，尤其是青铜器。青铜为纯（红）铜和锡、铅的合金，具有熔点低、硬度高、易铸造的特点。商代进入发达的奴隶社会，等级十分森严，青铜器被赋予了“明尊卑、别上下”的政治功能，因而“器中藏礼”“寓食于礼”的青铜礼器之首的鼎，演化成国家权力的象征。
大洋洲商墓出土虎首形青铜杖首、青铜虎耳零件、漆鼎玉虎足零件
大洋洲商墓出土了大量卧虎形式装饰的青铜鼎，为江西所独有。这也说明3000多年前的江西先民们对老虎具有明显的偶像崇拜。据文献记载，古有虎方国，最早是以虎为崇拜的氏族。古文字学者从“……贞，令望乘暨举途虎方，十一月。……”等甲骨文入手，发现“虎方”是商代存在于南方的一个方国——殷商之外的地方政权。商后期，虎方南迁到江汉，商晚期可能达到洞庭湖—鄱阳湖一带。从青铜器上大量使用虎的造型、图案等虎元素分析，这里与文献记载的虎方地理位置吻合。江西的南方青铜王国可能就是虎方国或虎国。大洋洲商墓出土鼎达30件之多，还有一大批青铜、玉质礼器和许多仪仗兵器。据各种因素综合判定，墓主应是地处赣鄱流域方国（虎方）的最高统治者。
《国家宝藏》讲述虎方国的传奇故事
大洋洲商墓出土方鼎
江西南方青铜王国青铜器的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商文化风格，也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器物形制、纹饰与中原地区商代青铜器十分接近，如新干中堎水库墓葬出土铜鼎等，具有典型的商文化特征，属商中期，应该是商人最早进入江西腹地的例证。大洋洲商墓青铜器时代略晚，据统计，有30%的容器，如方卣、分档圆肩鬲、三足提梁卣、甗、壶、鸟耳夔形扁足鼎、柱足圆鼎、四羊罍和瓿、瓒等，以及众多青铜兵器、生活用具，玉琮、玉瑗、玉璜、玉戈等，在器物类别、造型、装饰纹样方面具有典型殷商文化特征。
第二类，整体造型与中原地区接近，局部有所改变或者纹饰有变化，表现出地方风格，有的与本地陶器上的纹饰相同，如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连珠纹，这种青铜器被称为“融合式”青铜器，数量最多。此类青铜礼器较多，有柱足圆鼎、方鼎、虎形扁足鼎、瓿形鼎、鬲形鼎、甗、鱼形扁足鼎、联裆圆肩鬲、假腹豆等，以及翘首刀、方内钺，玉柄形器，玉羽人等。
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连珠纹折肩鬲。
第三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如装饰纹样燕尾纹等，与中原青铜器有很大区别；大洋洲商墓的伏鸟双尾虎和双面神人铜像、青铜镈钟等很有特色。古代乐器与“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的礼器相提并重，祭祀、丧葬、征伐、宴享等重大场合无不用乐。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铜镈，纹饰精美，体量巨大，声音浑厚响亮，号称“镈王”。镈在江西西部和湖南东部多有出土，是该区域最典型的单件打击乐器。青铜面具，又称青铜“双面神人像”，阔嘴凸目大耳，透露着神秘、诡异的气息，是巫师通天地的礼器，具有强烈的自身文化特色。
大洋洲商墓出土双面神人青铜头像。该头像是迄今所见唯一的双面青铜头像，造型独特，双面人首，眼球圆凸，嘴张齿露，两面对称，神秘威严。它采用中空造型，上管下銎，管銎相通，头顶的圆管可插羽冠，下部的方銎则能装木柄。
新干县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铜镈。
江西考古学会理事长、省博物馆二级研究员徐长青认为，经多年研究显示，赣北地区是中原王朝经略南方的重要阵地，是中原王朝和南方青铜王国的铜资源来源地，也是中原与古代江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中转站和桥头堡，这里是打开江西青铜文明宝库的“金钥匙”。
但是，江西的青铜文化并不是中原青铜文化的简单复制或附属，一经发端就表现出强烈的地域特点。这一客观情况，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古代江西青铜文化曾受到中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影响和推动，但在吸收中原青铜文化精华的同时，更多的是对中原青铜文化进行借鉴并融合，与中原青铜文化并行发展，最终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成为商代南方青铜文明的中心，这是江西青铜器发展的特点和脉络，南方青铜王国的青铜器正是其物化形式。
通过考古发掘情况梳理发现，商早期，商文化进入赣北，将青铜文明带入江西，再逐渐辐射。外来的商文化以融入本地文化的方式对自身创新，从而产生新的本地青铜文化。在瑞昌铜岭铜矿、吴城遗址、牛城遗址等早期，典型的中原商文化青铜器和陶器只占少部分，非商式器物占据主导。商晚期，商文化影响逐渐式微，地方文化日益壮大，融合式及本地特色青铜器占据了多数，说明江西青铜文化的出现和发展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但一直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存在，具有自身发展轨迹。其文明顶峰发生在商代中期延续至商代晚期，可能长达四五百年。由此可见，江西青铜文化见证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的文化交融，以及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统一大家庭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