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良先生在问津书院学海堂。 （资料照片）
书院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书院最早出现于唐代，是集教育和研究为一体的知识分子交流学术思想的精神家园。如今，大量的古代书院已经不复存在，少量现存较好的知名书院，例如坐落于湖南长沙始建于公元976年的岳麓书院等，经过重整翻修被改造成了旅游景点。
历史曾经湮没了一座天津历史上的有名书院，在天津之外它并不太为人所知，那便是天津最早的书院——问津书院。它始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但不幸的是，光绪二十六年（1900）它因八国联军入侵而惨遭毁坏，历史也在这里终止成为尘埃。
近年来，问津书院在天津悄然间重建，并且悄然间复兴，成为本地历史文化学者的精神家园，以及最受大众欢迎的免费书吧之一。
它的复兴，也续写着它过去的辉煌。问津书院曾经因西学东渐之风，最早引入西学书籍，并促生了中西兼容教育模式在天津的生长。
这座书院的低调复兴，引发了外籍学者、文化外交官的关注，意大利和法国等国的文化参赞先后来到书院。来书院访问的意大利学者，曾经慨然向这里赠书。而在天津居住工作的一位意大利女士，还为书院一本关于中意文化交流的出版物用她不太娴熟的中国书法题写了书名——《从租界到风情区》（天津古籍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今年3月，一位日本学者还专程来到书院，在每月一次的讲堂上畅谈了他对中国孔子研究的成果。
这就是问津书院。
书院的主持者王振良先生原为天津《今晚报》的记者、高级编辑，担任过该报副刊部主任，特别要提到的是，《今晚报》副刊，曾经是中国转载率最高的副刊。
据了解，“问津”一词来自《论语》中子路问津典故，而“津”又巧遇“天津”这座城市名字中的“津”。书院有一本研究天津文化的杂志《问津》，甚至直接翻译作了“探索天津”。
47岁的书院主持者王振良先生，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新闻学系教授，他告诉记者，创立问津书院的宗旨意在推动天津文化的交流。
他无意以书院来营利，也没有任何经营团队，书院虽然注册了实体，但更像是一个松散的NGO组织。关于书院未来将走向何方，他也没有具体的宏伟的计划和安排，仅仅是每年安排一下学术研讨的主题，邀请他的朋友前来讲学，不断出版一些学术刊物和图书。
自问津书院成立七年以来，学术界、新闻界对书院给予了高度关注，而这一切都在文化学者圈的“意料之外”。
“创立之初曾经有朋友说过，这个书院最多不会超过三年，而今书院已经即将走完它的第七个年头了。”
截至目前，问津书院编印的《问津文库》图书，已经出版九个系列近百种，总印量10万余册，组织超过70场问津讲坛，每月一期从未停歇过。
“我们的讲坛每年都会有一个主题，集中在对天津的历史回忆和专业研究方面。”
如今，问津书院已经成为天津历史文化学者的精神家园，形成一个约300人的对天津研究有素的学者圈子，并常年与问津书院保持密切联系。
他们的频繁学术交流，也使问津书院所在的巷肆创意产业园成为天津历史文化学者特有的一个“俱乐部”。
在王振良先生等的努力下，问津书院已经使天津历史文化圈的粘合程度和交流频次显著增加。
事实上，王振良在重建书院前就是天津文化圈的知名人物了。
2008年，他参与创办的天津第一个文化遗产保护NGO组织——天津老建筑保护团体，曾经获得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颁发的年度贡献奖。他还曾经为此创办《天津记忆》等刊物，至今仍在业界发挥着较强的影响力。他们的故事很早就被海外媒体和学者关注，他曾多次接受有关采访，或者引导海外学者在考察租界建筑等。
有趣的是，王振良先生并不是一位土生土长在天津长的学者，他出生于吉林省公主岭市。他对于书的爱好近乎于痴狂，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
他在大学期间的藏书就达到3000册之多，他现在已将4万余册藏书的二分之一，寄存在了他任教的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
他对于细节的追求也近乎于痴狂。在他为书院编印的每本书折口，他都邀请著名篆刻家曲世林先生等治一方书名印，“当100本书出毕，我们将为他出版一本印谱。”对于问津书院每期讲座的海报设计，他也可谓达到“精益求精”的程度。
目前，他正主持编写关于天津与意大利、天津与日本的历史文化交流图书。
“我常常想，历史可以使人们更好地认知未来。在外宣报道中，其实不一定总是宣传当下，有时对历史文化的共同记忆，反而会更好地使人们加深心中的情感纽带。”
王振良先生至今坚守着他的初心，无意将书院发展转变为商业化的模式。“书院的运营，是我的一些爱好文史的朋友，自愿形成了一个志愿者圈子，在帮助我做有关活动的支撑。”
他的朋友李云飞先生，天津国际设计周主席和创始人及巷肆创意园创始人，给与了他最大的帮助。
除了资金方面的支持，书院现在还占用了巷肆创意园的部分空间，而李先生也常常来到书院一层的双槐书屋，接待客人或者仅仅是喝上一杯咖啡。
冯骥才，世界知名的天津文化学者和作家，多年来致力于推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著名人士，他曾经说过：“历史的记忆是城市的魂，而问津书院的存在记录了这座城的魂。” （中国日报天津记者站 杨成）
